台湾上百人举牌抗议佩洛西窜台

如果单从这个角度去判断一个学科的自主性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人们可依据客观解释方法，说乙的行为违悖第297条规定的目的，这虽满足了法的实际要求，但却使法官极大地超越法律，有法官任意之危险，也破坏了三权分立原则。[49] 注41，Larenz/Canaris，S．67． [50] 注41，Larenz/Canaris，S．69． [51] 注4，Ulrich Schroth，S．198ff． [52] 注10，Peter Raisch，S．209－210． [53] 同上。

[5] 诠释学不被看作精神科学的基础科学，方法论，而是外部经验与自我经验的中介，是对世界对生命对自己的普遍解释，这一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折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29] 总之，在加达默尔看来，法律诠释，一言以敝之，在于其在因法律的一般性与案件的个别性之间的差异所进行创造性活动。如果将之前理解为企图伤害他人，那么，硫酸是否为武器等没有意义。特别是德沃金（R?Dworkin）冲破英美分析学与欧陆诠释学长期相抗的壁垒，在其《法律的帝国》中接纳了诠释学。法律诠释学尤其是在需要创造法律的难案中有用武之地。

[9]但这四个要素（后人常称准则[Kannon]）并非萨维尼的创造，它们早在中世纪的罗马法和意大利法中，作为正确解释的标准发挥着作用。[54] 参见注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9，317，387页。此一类型的秩序，一为惯例（Konventionen），即偏离它时有制裁作保障的习俗。

总之，在中国城乡，权力中心被打破，权力多元格局初步形成，各种权力范围处在复杂的流变之中，人们对权力的认同和信任尚待时日。[41] ——森林法：1997年对江西、福建和云南三省的检查显示，乱占滥用林地现象严重，1996年江西征用的林地，有50％左右未经林业部门审核，福建和云南约为30％。此种有效属于实然有效。梁景时、梁景和：《中国陋俗批判》，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韦伯的整个社会学研究思路，是从其社会学的核心范畴——社会行为发端。1953——1996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变化率[69] ┌────────┬─────────────────────┐ │主要指标│平均每年递增（％）│ │（25个，内容略）├─────────────────────┤ ││1953—1978 1979—1996 │ ├────────┼───┬─┬───┬───────────┤ │一、社会结构指数││—││3．7│ ├────────┤├─┤├───────────┤ │二、人口素质指数│总│—│总│4．6│ ├────────┤├─┤├───────────┤ │三、经济效益指数│ 2．4 │—│ 5．2 │4．5│ ├────────┤├─┤├───────────┤ │四、生活质量指数││—││7．1│ └────────┴───┴─┴───┴───────────┘ 但1978年后在社会秩序上出现明显负增长，社会稳定指数增长极为缓慢： 1978—1996年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主要指标变化率 ┌────────────┬─────┬───┬───┬───┬─────────┐ │主要指标│单位│ 1978 │ 1990 │ 1996 │平均每年递增（％）│ │││││├────┬────┤ ││││││ 79—96 │91——96│ ├────────────┼─────┼───┼───┼───┼────┼────┤ │五、社会秩序指数│％│6．5│7．3│8．9│—1．0│—1．0│ │26．每万人口警察数│人│5．5│19．6 │22．0 │1．8│3．4│ │27．刑事案件立案率│件／万人│3．5│4．5│7．3│—7．4│—1．9│ │28．经济案件立案率│件／万人│9．9│16．6 │28．4 │—5．1│—7．8│ │29．治安案件发案率│件／万人│2．9│4．3│6．1│—5．7│—8．5│ │30．交通事故死亡率│件／10万人│7．0│5．1│3．0│—4．1│—5．7│ │31．火灾事故死亡率│件／10万人││││4．8│9．2│ ├────────────┼─────┼───┼───┼───┼────┼────┤ │六、社会稳定指数│％│0．7│3．1│8．3│0．04 │—3．1│ │32．通货膨胀率│％│5．3│2．5│3．0│—8．2│—10．8 │ │33．城镇登记失业率│％│15．7 │12．0 │15．1 │3．5│—3．4│ │34．隐性失业率│％│23．0 │29．5 │31．0 │0．2│—3．8│ │35．社会保障覆盖面│％│9．6│7．8│6．7│1．7│0．8│ │36．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7│4．0│5．8│2．0│2．6│ │37．贫富差距│倍││││—4．2│—6．0│ └────────────┴─────┴───┴───┴───┴────┴────┘ 从上表可见，社会秩序6项指标，除每万人口警察数为正指标外，其余5项均为逆指标。

70年代初，美国两位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和塔帕（June Tapp）提出了一套道德发展模式，把个人服从法律的动机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六个阶段： ┌────────┬───────────────┬───────────────┐ │第一、前惯例层次│ A．避免惩罚│ B．获得利益│ ├────────┼───────────────┼───────────────┤ │第二、惯例层次│ C．取悦他人│ D．履行义务或尊重权威│ ├────────┼───────────────┼───────────────┤ │第三、后惯例层次│ E．拥护一切保障社会稳定的秩序│ F．当法反映正确道德时才遵守它│ └────────┴───────────────┴───────────────┘ 由于他们认为人们必须按照这六个阶段循序发展，其模式显得过于死板和牵强，难以解释生活中复杂的不按此顺序的守法或违法动机，且因设计体现的是西方价值观，而受到种种非难。其大体表现，一为公然和极端地践踏道德（当然也包括国家法），如不守信以至杀熟，贪污贿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性关系混乱，遗弃亲人。式的本体论追问，看上去要比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之类的口号美得多，但也的确有些错把杭州作汴州之嫌。[10] 对比他们二人，埃利希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分离角度，给出了民间法的非国家性这个外部基本特质，而韦伯的贡献则在于，他从社会行为的规律性人手，通过对规范应具有的外在强制力的揭示，为我们理解民间法的内部特征指明了方向。

与西方自然法的时代性相仿，中国的道德原则大体可分出传统的和当代的。[69]详见朱庆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综合评价》，《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9—122页。其次，制定法需要有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技术，以保证勿因内部的不和谐乃至冲突而损害其预设功能。另外，这些民间法存在于小型社会或团体之中，规范义务人相互比较熟悉，监督相对容易，违规成本较高，这就使得其实际有效性增强。

第三种对有效性的理解是法律教义学的（Rechtsdogmatisch），又称法的逻辑有效性，它处在规则实然之维中。[5] 司法人员法，意谓司法人员在解纷并作出裁决时所遵循的规则，它只是在解纷时起作用，并不规约人的一般行为，因之，它又称判决规范（Entscheidungsnorm），[6]这就与规范人的一般行为的社会法区别开来。

[51]见《法制日报》1997年12月2日。个人并无守法责任，违法而不受制裁是一种本领。

韦伯把由利害动机加以保障的合法性秩序，看作是理性的、理想的秩序类型。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未感受到种种不合理的正式制度安排对身心之束缚，为摆脱或逃避这种限制，我们做了许多处处不留爷，爷自成一处的尝试，但这种民间创新的薪火多未成燎燃之势，有的则自生自灭，有鉴于此，体外循环似乎更多地属一种无奈之举，只有着力于对正式制度的重建或改造，方能使稳定的长久的社会秩序更好更快地形成。[76]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可参见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先来看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中占主要份额的乡规民约。但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家逐步退出企业，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化使职工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日渐减弱，从而也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以私营企业主、律师、自由撰稿人等组成的市民阶级开始活跃。在对待他人上有：信诚、谦让、孝亲、慈幼。

肉制品、豆制品、酱油、冷食和矿泉水等合格率长期较低。[71]在此刻意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如果说今天的反现代主义者，与本世纪初辜鸿铭那一批反现代主义者有什么不同的话，最大之处莫过于他们在知行分离上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远，我们再也难觅见戴瓜皮帽，蓄长辫，穿马褂的辜鸿铭们。

有关实例，可见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2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页。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不稳定现象，严重的如战争、暴力冲突，轻微的如不服从法律。

[39] ——禁毒决定：1995年对云南、广西和四川三省和自治区的检查显示，境外毒源威胁严重，毒品犯罪猖獗，外国在靠近云南、广西一侧种植罂粟2000多亩，建有海洛因加工厂，所产毒品大部分流入我国。【注释】 [1]笔者在1999年秋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开设的法社会学学术讨论课上，曾就此文欲确立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参加该课的全体研究生进行过初步讨论，98级法理学硕士研究生彭艳崇为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并整理了一些数据。

[36]见《中国青年报》1996年11月2日，第2版。尽管这种模式因过于推崇国家万能而遭受败绩，但国家具有的巨大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应也被否认的。还有，通过80年代以来持续的普法运动，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能不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人们的安全感因违法犯罪的激增在迅速下降。对城乡结合部和街头巷尾食品摊点监管薄弱。

[22]无论人们对其前途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即一为不可阻挡地自然消亡，一为在自身现代化中再生，[23]从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上看，不能说家法族规的实际有效性比乡规民约的更强。民间法的范围颇为宽泛，各类民间法调整的重心也有不同，就中国而言，它们包括：（1）家法族规。

审判委员会，陪审制度，证据制度，侦检关系，被告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与控诉职能的关系，简易、速决程序。[11]民间法的分类及内容可参见下列资料：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所以，自然法天然地比民间法更缺乏形式合理性。后者则指不同民间法之间对相同内容的规定出人甚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便是其极好的写照。

他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由无数团体组成，其内部组织建立在其每个成员遵循的行为命令或规范之上，因而，这种法又可叫作组织法（Organisitionsrecht）。如同内容基本正确一样，制定法也基本能满足形式合理的三种具体要求：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和效力有序。[43] ——教育法：1996年对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和黑龙江等六省和自治区关于教育投入的检查显示，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下降，1993—1995分别为2．77％，2．52％和2．46％。诚然，在任何社会，自然法都不可能完全得到贯彻，主要因为自然法更多的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理想。

在继承方面，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幼子继承制、平均继承制、长子优先继承。而不断扩大的国家职能，在一个强调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通过事先的立法（制定法）去实现。

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受到污染，其中1／10河段污染极为严重，已丧失水体使用功能，3／4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35]见《人民日报》1997年5月28日，第9版。三种视角下的法的有效性，在理论上对应着民间法、自然法和国家法，但在经验层面上，各类法并非仅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均不佳。